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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回想起我上初中的时候写的一篇作文。当时我带着强烈的班级自豪感，描写了课间操铃声一响起，我们可以享受到不顾老师还没有讲完课的特权，腾身而起，争先恐后地顺着楼梯扑下楼去，冲进操场，跑到自己的位置，全神贯注地盯着前面同学的后脑勺，然后等着音乐号令响起，开始机器人一般的体操活动。

回想当年，我们争先恐后并不是因为特别喜欢做广播操。其实我们很讨厌做那个几乎没有任何锻炼作用的运动。而且，如果我们做的稍微有一点不像机器人的地方，比如悄悄说话，或者故意用脚踢了前面同学的屁股，就会遭到老师的斥责，直至领受罚站、做清洁、甚至写检讨请家长的惩罚。

老师的注视其实是驱动我们争先恐后的根本原因。每个班级的广播操的出操速度、动作整齐度等等，都在接受一个形式主义制度的检阅和评比。评比结果甚佳的班级，还可以挂红旗。作为十几岁的孩子，我们当然愿意为了班级荣誉感而争先恐后。

莫非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种制度的检阅和评比带来的虚荣仍然在驱动着阿克苏的新疆孩子们蜂拥下楼直至付出被践踏而重伤的代价？目前并没有官员和记者给我们答案。

广播体操在奥威尔笔下的《1984》社会就有描述。在过去六十多年里，有人孜孜不倦地不断将它升级换代，开发出了一个个更新的动作版本，配上莫名其妙的循环转圈音乐和一个猛男清越激昂的口令。在曾经的思想绝对大一统化的时代，包括工人和机关干部在内的成年人都必须每日操练它。由于它对锻炼身体起到的效果实在太虚伪，成年人们终于慢慢赢得了可以不做它的特权，连最需要锻炼的大学生们也得到了豁免。而在成年人面前属于弱势群体的中小学生孩子们则必须接着做，而且要接受检阅和评比，每日接受这身心合一的驯服。在我上学的年代，我的老师们多数会跟我们一起做操；而今天的老师们大多在一旁袖手谈笑，或者躲在办公室里上网。

有没有一个学生孩子喜欢做广播操？有没有一个家长认为做广播操增强了孩子的体质？我没有遇到过。可是广播操顽固地存在于中国校园。我觉得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它是中国学校体育教育日益缺失窘境的一张遮羞布。

每天的课间操，是中小学生每天都有所谓的体育锻炼的唯一凭证。在我儿子六年的小学历程中，他们的体育课可以随时被语文、英语和数学老师侵占。如果遇到小升初、区统测、领导视察等大事，不上体育课就成为必然。为了应付所谓中小学生每天都必须坚持某数时间的体育锻炼的指标，课间操这种高度集中、易于管理、聊胜于无的锻炼就成为育人者安排的保留节目。

课间操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本身不具备身体攻击和接触性质，是安全的。中小学因为规避学生因运动伤残而引起法律纠纷风险的风气日盛。我的儿子上了六年小学，体育课上学的基本上都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的动作。除非课外另外交钱上“兴趣班”，他们基本上从来没有在学校里学过踢足球、打篮球、打排球，虽然他们的学校有宽阔鲜亮的塑胶操场。

阿克苏的惨剧，让中国的教育人们看到了原来看似安全保险的课间操，也有捅大漏子的隐患。这可能是一件能转化成好事的悲剧。为了不再引发前赴后继地下楼狂奔的惨剧，学校们可能会取消或者淡化课间操出操速度的评比。形式主义的表征之一可能会休止。

但是我们不敢奢望这个社会取消广播操。广播操仍将继续做下去。这样的话，取消了评比恐怕会带来新的问题。因为如果孩子们不再争先恐后地奔跑，而是被要求安全第一、排队整齐、步伐划一地走下楼去，他们就有可能连每天唯一一分钟的运动都被剥夺了。